与法国革命、宪政经验和宪法类型相比较，美国也自有其特色。
而那些在通行的行政法学著述中经常被援引和列举的、被认为贯穿了行政法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如行政法治（依法行政）、自然公正、正当程序、法律保留、比例（均衡原则）、信赖保护等原则，——在我国目前，却尚未成为制定法条文。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其他如类推适用和目的性扩张等解释方法的适用[27]也以否定法律条文文义原本涵盖的案件范围为前提。在行政法领域，我国大陆当前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同——通常并不在法源部分讨论原则的法律地位，而是使行政法原则成为与行政法法源并立的独立章节。而这就意味着，——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并不承认不成文的原则、习惯、惯例和司法判例、法律学说、比较法等为行政法之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但是，相比私法学者，公法学人对于突破法律渊源中的制定法一元论却总有更多疑虑，因为人们通常似乎认为在公法领域似乎比私法领域内更有必要强调法的确定性价值。面对此种现实，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兼顾原则之法律地位与制定法之惟一法源地位的努力：区别已经得到制定法承认或未得到制定法承认的行政法原则，只承认已经获得制定法承认之原则具有法律效力，不承认尚未获得制定法承认的原则具有法律效力。
最显著的一个困难是，希望立法者将所有法律原则都以条文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是不现实的，因为立法者并非万能。【关键词】原则亦法论。从十余年前的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到两年前的敲诈勒索政府案，[1]各地法院无视部分学者的批评，一贯坚持国家机关是权利主体的立场。
[40]（4）近代的国民代表在整体上，国民代表的成员作为其部分，有着直接的二次机关的性质。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国家就是政府，或者认为国家可以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群并无纽带相结合的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耶利内克对当时普鲁士特别是威廉二世的反立宪主义倾向进行了积极的批判，甚至还发表过抗议性的时政评论。也就是说，明治宪法下的美浓部给人的印象是，强调议会的代表性、议会对君主的独立性，归根结底是其法学思考的结果，而非基于民主主义志向的主张。
之后，个人成为法律主体。……克服了自然法之后的国家学说都认可国民作为国家要素的性质，但他们大多将国民的主体性认识忽略不计。
就晚近的行政法学者而言，德国的毛雷尔认为：从组成国家的法律关系来看，将国家视为法人具有合目的性。它是国家人格意思的固有内容。其中，民族的特权部分成为市民阶级，参与该企业的运营。从这一流脉来看，选举权性质的二元说暗含着国家法人说的残余。
当局将七位教授中的三位驱逐出境，四位免除职务，并逮捕了数十名学生。…… （行政行为的）要件到底是否充足，作出这些行为的官厅有权以公定力进行认定，即使事实上这些要件并不充足，人民也只能对此服从，然后在法律认可行政争讼手段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争讼手段。第二，国家法人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体或机构而非法秩序的拟人化思考方式，在行政法学中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美浓部达吉本人也被内务省警保局长以不敬罪告发，后来检方以免予起诉结案。
[98]与国家法人说有着微妙渊源关系的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理论，尽管经历了后世的种种修正（如相对一方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或者删节（如独立行政行为的排除），但其基本观念未见动摇。1891年4月末，耶利内克携家眷移居海德堡，度过了其幸福的余生。
因为在那种地方，不存在将各个人凝聚为单一体的任何契机。但是，美浓部达吉和耶利内克的这两个自信，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比如，尽管总是有些个人或企业、有些政府机关甚至政府本身，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眼前的、局部的甚至个别的利益，但这并不妨碍德国基本法第20条将环境保护宣示为国家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即将环境保护宣示为超越现世代利益的一般利益。这一构想是相对主义的，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认可众愚政治的倾向，但凯尔森认为这是民主主义必须承担的风险。诚然，国家有庞大的人口，这些人口有着多元的利益和意思，每个人、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种志向上的差异使得曾经在国家法人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命题——国家是法人、君主是国家的机关，在耶利内克的阐发中退居到了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53]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初上杉慎吉认为天皇机关说是用法学筛子筛出的民主主义，其本意在于民主共和，[54]不失为一种洞见。国民并非依据新宪法才获得了主权，而是在投降之时即已获得主权。
根本而言，公法的哥白尼式转向是否意味着公共领域可以完全还原为个人利益，或者说公益不过是私益的集合呢？国家是个人实现幸福的手段，是历史的产物或曰人造物，是否意味着国家完全是虚幻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国家的虚构化与绝对国家主义不过是对立的两极，物极必反，国家的虚构化观念本身也应当成为反省的对象。[18]在拉班德看来，国家目的在于维护整体国民的生活秩序和提供援助，国家权力只能在这一目的所要求的范围内活动。
不过，第二个遗产是作为今后的指针还是清算的对象，尚需审慎讨论。[81]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法人说的基本命题统治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及其所立足的国家观，是其在民主主义志向之上，又设定了一个共同体志向的结果。
如果将统治大权理解为天皇的权利，那么只能认为统治大权是为天皇的个人利益而存在的。这种颇有些国情论味道的思考进路实际上并未完结，拉班德并没有进一步论证：何以君主能够代表国民整体的利益，或者说如何保证君主代表国民整体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有人将其作为一个学术上飞黄腾达、获得太多荣誉、被同化的犹太人资产阶级的代表，揣测其前科学的基本心理状态，也许并不冤枉。
[26]所有的社团都可以基于章程作出决议，将规范单方面地发布给其成员。盐野宏指出，行政的自立性原则看起来与合法性原则相矛盾，但奥托·迈耶将其与行政行为的自我确认力结合在一起，使之共同服务于行政的司法化要求。新宪法大幅度地提高了市民和农民的政治权利，比1819年宪法有着更强的民主主义色彩。一周后，身为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达吉迫不得已在贵族院发表了演讲，对天皇机关说进行了辩解。
然而，正像我们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国家法人说本身也是绝对国家主义的受害者。只要这种国家意思没有被正当有权限的机关所撤销，这种国家意思就被推定为合法，任何人不得否定其效力。
事实上，在其由后人整理的《国家法讲义》中，[15]拉班德大量地运用了历史、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国家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君主制与议会制的优劣等原理性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是其作为法学者明显不同于耶利内克之处。
[51]从上述材料来看，美浓部达吉与上杉慎吉的论争可能并非一场纯粹的学术争鸣，而且从结果上看，上杉的攻击也丝毫没有撼动天皇机关说的通说地位。[60]在美浓部看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日本已发生革命———统治权能从天皇转移给国民。
这种宣示至少会对各种国家机关的活动形成一种导向，其所指向的一般利益也会通过众人（特别是机关担任者）的合力在各种层面、各种场合以各种程度得到实现。如果所有或者部分国家机关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国家法人将不再是一个实在的社团。如果将国家作为权利客体，则只能将管理国家的人作为权利主体。我们说一个法社会具有法人格，不过是在简略地、且拟人化地描述构成该法社会的法秩序已经形成一个完结的统一体
凯尔森指出：如果国家理论不超越经验材料并堕落为形而上学的思辩，这种‘集体意志或‘集体意识就不会是同属于国家的人有所不同的一个存在的意志或意识。就我国法学国家观的建构而言，上述国家法人说的第一个遗产即国家法人概念，已经充分的思想交锋和时间检验，可堪重用。
第三，日本新宪法第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天皇的象征性，但天皇制毕竟保留了下来。例如，宫泽俊义的学说本身深受凯尔森的影响，其思想实质应该是对国家法人说的否定，但由于其坚持宪法学方法的科学性——将认识与价值判断相区分，其宪法解释所提出的观点有着或多或少的国家法人说残存。
国民必须服从国家，他是‘物。[95]奥托·迈耶自己也曾明确表述：公权力相对于个人而言，是在两者交会之处永远‘在法律上处于优越地位的意思力。
